茶道 | 古琴 | 山居 | 书法 | 修行

忘不了的人和事,才是真生命

钱钟书与杨绛

2014年,我看过的最好的一本现代书是齐邦媛的《巨流河》。作为台湾文化名人的齐邦媛,回忆了从儿时起的颠沛流离,经历了中国现代史的几乎全过程:郭松龄倒戈、九一八事变、七七事变、高校西迁、重庆陪都、抗战胜利、国民政府迁台……
让我印象最深刻的,是她回忆自己和国学大师钱穆在台湾素书楼的接触。钱穆给她留下最深刻印象的,是宁静的形象。

钱穆的宁静,体现在他的著作里,尤其是史学著作里,是四个字——温情、敬意。

最有意味的还有下面这几句:

忘不了的人和事,才是真生命。

“时间老人最后还是公平的。所以在他的谈话中,他总是强调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,致为时代风气卷去,变成吸尘器中的灰尘。”

 

以下是节选自《巨流河》的齐邦媛文字:

巨流河

齐邦媛女士 《巨流河》

在陈述编书理想时,我终于有勇气面对钱先生这个人,而不是他“国学大师”的盛名。他面容温和,倾听人说话的时候,常常有一种沉思的宁静。也是一种鼓励。

从那时起,我原是为公事去爬素书楼的石阶,送稿、送书、请益,去得很勤。后来钱先生知道我是朱光潜老师的学生,谈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乐山为武大讲学之事。我告诉他,我听学长们谈到,清晨持火把去礼堂上他的课的情景。因此,有时钱先生也留我坐谈当年事。

没有公事时,逢年过节和他寿诞前我仍去看他,直到他被迫离开素书楼。十八年间我在那石阶上下近百次,阶旁两排枫树长得很高了。一九八五年我车祸住院时,钱师母去看我,说老师很掂念。一年后我再去看他,慢慢爬上石阶时,才看到路旁小沟里积满了台湾少见的红枫叶。

那些年,钱先生的眼睛已渐渐不能看书了。和钱先生真正谈得上话以后,虽然时时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严,也感到一种宽容和温熙,也许我没有历史学问的背景,也就 不知道什么是不能越过的界限。当他问我坊间有什么新书时,我有时会以外文系的知识,冒冒失失、糊里胡涂地带给他馆里出版的书,也买些坊间话题论著,如柏杨 的书,送给他。

我回台大之后,也常与他谈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书,譬如最早先用《美丽新世界》、《一九八四》和《黑暗之心》英文本时学生的反应,谈得最多的是《寂寞的追 寻》。对于追寻寂寞这种文化现象,钱先生感到相当“有趣”(他的无锡发音至今难忘)。其实,一九八三年他亲自赠我的《八十忆双亲与师友杂忆》书中,钱先生 回忆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园林独处的寂寞中构思完成,尤其详述任教于抗战初迁昆明之西南联大时,在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,独居小楼一年,在“寂寞不耐亦得 耐”的情境下完成《国史大纲》,七十年来此书仍是许多人必读之书。只是他那种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会意义的孤独,情境大不相同。

当然,一九七五年后,钱先生面对蒋总统去世前后的种种变局。忆及抗战前后中国之动荡,以史学家的心情观察,感慨更自深沉,他一直盼望而终于失望的是一个安定的中国。

《国史大纲》完成之时,昆明、重庆在日本轰炸下,前线将士血战不休,该书《引论》说:“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,文化之堕落,而犹可以言抗战,犹可以言建国,则以我全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。”此段文章使我更具体地了解他为什么肯在蒋总统邀请下,舍香港而来台湾定居,以为可以安度余年,因为他也和那时所有中国人一样,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国的必要,而一九五〇年后台湾仍是捍卫中国文化的地方。

我 不敢进入史学范畴,但是对于文化史极有兴趣,尤其注意知识分子对政治变局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部编本,再接着是高中《中国文化史》的新编,每件事都是新闻的 焦点。在那一段时期,我身兼人文社会组和教科书组主任的双重责任,随时有去住“保安大饭店”的可能,幸好生长在我那样的家庭,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,父兄常 常幽默地说,你当了这么芝麻大的官,却惹上了天天上报的麻烦,必须记住蒋总统文告里指示的,应当时时“庄敬自强”、“处变不惊”。爸爸以前曾说:“我这个 女儿胆子小,经常“处变大惊”。”想不到,一九七〇年代的国立编译馆竟是我的“壮胆研究所”其实,舆论界也不是一面倒,民间希望学术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数 并不少,那时的影响。大学时代《国史大纲》曾是我们的教科书,在人生许多不同阶段也曾重读。

近日知《国史大纲》在大陆又成必读之书,果真如此,书中首页“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”的要求:“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,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。”对中国半世纪动荡,饱受摧残的人性应该有增加温厚自尊的影响吧。

如今回忆近二十年,隔着小方桌,听钱先生说话,如同他的《引论》。都曾以不同方式,在不同变局中,对中国文化重作剖析。钱先生说话有时平静,有时激昂愤慨,在座有时仅我一人,有时和钱师母三个人。他的无锡话多半围绕着这个心思意念,并不难懂。

我记得后来一次谈到文革红卫兵对师长和文化人的摧残,待这批人长大,统治中国,他们的暴戾人性会将中国带到何处去?我深以为忧。钱先生说,文革结束后,五十岁左右的人仍会保存一些国粹,他们有说话的一天,中国文化仍有延续的希望。

那些年钱先生也常谈到台北的政局,尤其是文人对变动政局的态度。谈到抗战胜利后,西南联大由昆明迁回平津,还乡者几乎行李尚未安顿,战祸又起,人心惶惶。文人和一般百姓一样,亦不知何去何从。钱先生回到无锡家乡,在太湖畔之江南大学,教中国思想史等课,兼 任文学院长。他在《师友杂忆》中回忆当时:“学校风潮时起,盖群认为不闹事,即落伍,为可耻,风气已成,一时甚难化解。”每日湖里泛舟,或村里慢步,心忧 家国,以五彩笔纂集庄子各家注,于一九五一年出版《庄子纂笺》。一九四九年中共进驻时,大多数学者留在大陆,距抗战流亡不久,家人生计,顾虑实多,留下者 没有不说话的自由,由批斗侮辱中幸存已属不易,中国学术研究至此几乎形成断层。

一九五〇年钱先生由广州去香港,与友人创办新亚学院,最早只有数十个学生,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三人,其中最杰出的余英时在《犹记风吹水上鳞》文中谈当年简陋艰 困的情况和师生的“患难之交”,他对老师重要的著作和做学问开放的态度有扼要的见证。一九六七年钱先生迁居台北,政府礼遇学人,助其在阳明山管理局宾馆预 定地上建一小楼,名“素书楼”,可以安居,讲学著述,颐养天年。

他万万想不到的是,晚年“归”来定居的台湾竟也到了没有温情与敬意的一天,使他在九十六岁的高龄,一九九〇年六月底,为尊严,仓皇地搬出了台北外双溪的素书 楼,落脚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,两个月后逝世。当年继任的国民党总统李登辉,没有意愿维护前任对归国学人的礼遇,举国将一代大儒扫地出门的莽撞无识,其不 尊重学术的景况,为台湾悲。

而当时在立法院尖刻强烈质询,要求收回市政府土地的陈水扁,后来任总统八年。

十二年后,二〇〇二年三月,台北市长马英九主持开启“钱穆故居”典礼,将它开放作为中国文史哲学研究之用。距我初登石阶整整三十年,如今脚步何等沉重。石阶 上的院子搭了一个小篷子,典礼下午开始时春雨下得丰沛,小篷子遮不住雨,场面相当凌乱。我进去后,在后排找到个可以不被人发现的位子,可以听听,仔细想想 这三十年间事,钱师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。当初议会叫嚣收回市产的时候,仍有一些史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前往素书楼探视,且为他整理、校订旧作。钱先生问他们: “这些人急着要这房子做什么?”他们说:“要做纪念馆。”他说:“我活着不让我住,死了纪念我什么?”

余英时追悼钱先生写了一副挽联:

一生为故国招魂,当时捣麝成尘,未学斋中香不散。

万里曾家山入梦,此日骑鲸渡海,素书楼外月初寒。

他在《一生为故国招魂》文中想用这副挽联来象征钱先生的最终极也是最后的关怀。

“未学斋”是以前钱先生书房之名,是他苦学自修的心情,素书楼“今天已不复存在了。”

这大概是余先生以国际史学家的身外,厚道的说法。钱先生自十六岁(一九一〇年)读到梁启超《中国前途乏希望与国民责任》,深深为梁氏历史论证所吸引,一生研 究历史,希望更深入她找寻中国不会亡的根据。他希望国家社会能在安定中求进步,而不是悍于求变,以戾气损伤文化。余英时说:“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世界的,然而他并没有绝望……他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,而是旧魂引生新魂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会同意这个看法。”

我初见钱先生的时候,已是他的红叶阶段,深秋季节,思考的叶片已由绿色转为一种祥和的绮烂,再几番风雨,即将落了。他八十岁生辰南游,在梨山武陵农场写成《八十忆双亲》一文:“此乃常萦余一生之怀想中者。亦可谓余生命中最有意义价值之所在。”此文后与

《师友杂忆》合集,充满了家人、友情温暖的回忆,也充满了他那一代文人在乱世,颠沛聚散的感叹:“余亦岂关门独坐自成其一生乎,此亦时代造成,而余亦岂能背时代而为学者。惟涉笔追忆,乃远自余之十几童龄始。能追忆者,此始是吾生命之虞。”

忘不了的人和事,才是真生命。这也是写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的钱穆先生说的话。

钱钟书与杨绛

我近年迁居,目前的书房正壁上挂着一幅钱先生赠我的墨宝,录明儒高景逸先生的五言绝句五首,开始一首即说出他在外双溪定居的隐逸心情:“开窗北山下日出竹光 朗楼中人兀然鸟雀时来往……”署名“丙辰重九钱穆时年八十有二”。那时他视力已差。这幅字更是珍贵。在它对面墙上,挂着庄灵所摄的一棵兀然挺立的阔叶树, 上面的枝叶明晰地投射在光影交错的山岩上──这也是我企望的情境。

想念那些年,钱先生为什么愿意与我谈话?他是学术思想史家,在制度史、沿革地理,以至社会经济各方面都下过苦功,而且都有专门著述,到台湾后又着手《朱子新 学案》、《古史地理论丛》等整理工作,由台大中文系戴景贤、何泽恒等协助校阅。他与我谈话,从不论及更学研究,但谈人生,如他在《八十忆双亲》书中说: “国民政府退出联合国,消息频传,心情不安,不能宁静读书,乃日诵邵康节、陈白沙诗聊作消遣。继朱子诗续选两集,又增王阳明、高景逸、陆柠亭三家,编成理 学六家诗钞一书……窃谓理学家主要吃紧人生,而吟诗乃人生中一要项。余爱吟诗,但不能诗。吟他人诗,如出自己肺腑……”

由读诗谈人生,谈文人在乱世生存之道,他认为书生报国,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,应自定取舍,力避纷扰,所以抗战胜利之后不去京沪平津各校,回到家乡太湖畔 读书,再由云南去香港,来台湾,至少保住了不说话,更不必在中共批斗中“坦白”的尊严。到台湾后应文化学院(现为文化大学》历史研究所聘,每周两小时由学 生到外双溪上课,并任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,生活得以安排,从未发表任何政治言论,如余英时文中说,“时间老人最后还是公平的。所以在他的谈话中,他总是强调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,致为时代风气卷去,变成吸尘器中的灰尘。”

自一九九〇年八月三十日钱先生逝世,我都念着,有生之年能写此记忆。因为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,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。
转自网络-原标题:齐邦媛忆钱穆:忘不了的人和事,才是真生命。


Comments are closed.